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作者導言-紀念碑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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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德意志:一個國家的記憶

作者:尼爾・麥葛瑞格(Neil MacGregor

譯者:周全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7.08初版

 

【作者導言】:

紀念碑與記憶

  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前往巴黎、倫敦和慕尼黑的訪客,分別會在各市內受到凱旋門的迎接。這些凱旋門都具有壯麗的古羅馬風格,各自紀念本國於一七九二至一八一五年之間,在那些把歐洲攪得天翻地覆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英國人在「海德公園角」樹立起威靈頓拱門,接著時隔將近一百年之後,又在其頂端放上了那尊巨大的四馬雙輪戰車銅像。它不只是矗立在當時倫敦市區的西部邊緣而已,甚至就位於滑鐵盧戰役勝利者威靈頓公爵自己的家門口。法國的凱旋門尺寸龐大、比例誇張,描繪著士兵出征的情景。它被設置在一條條星狀輻射出去的寬闊馬路之中心點,而其中三條馬路就是以拿破崙擊敗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三場大勝仗來命名的。

  慕尼黑的「勝利門」(Siegestor)興建於一八四年代,用來表彰巴伐利亞在「法國大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期間的英勇表現。正如同它所參考的古羅馬「君士坦丁凱旋門」那般,「勝利門」也裝飾得富麗堂皇,北面的橫額兩側並有人物浮雕做為點綴。其頂端矗立著擬人化的巴伐利亞銅像,她站在由獅群拖曳的戰車上,傲然面對北方──也就是大多數訪客會從那裡進城的方向。她的下方有題字寫著「Dem Bayerischen Heere」(獻給巴伐利亞軍隊),藉此榮耀巴伐利亞軍隊的功勳。

  截至目前為止,一切都全然中規中矩。乍看之下您可能會認為,威靈頓拱門、凱旋門和勝利門都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做出完全相同的事情。不過讓慕尼黑那座拱門變得如此意味深長的地方,是它的另外一側,那裡講述著一個大不相同的故事。勝利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嚴重受損,但後來進行修復的時候,未曾設法重建已被炸彈摧毀的古典風格雕塑細節。拱門這一側的橫楣就只有一大片空蕩蕩的石壁。在這片了無一物的空白表面下方,則出現了「獻給勝利、毀於戰火、勸誡和平」的字樣──Dem Sieg geweiht, vom Krieg zerstört, zum Frieden mahnend」。

  倫敦和巴黎的拱門只是在那邊回望豐功偉績的時刻,怡然自得地甚至是選擇性地呈現出國家的勝利故事。慕尼黑的拱門卻同時娓娓講述當初是基於何種光榮理由建造了它,以及後來它受到毀壞時的情況。不同於另外兩座拱門之處在於,它原有的慶祝功能已被一句煞風景、提醒著失敗和罪過的警語壓抑下去。慕尼黑拱門傳達出一個道德訊息:過去所提供的教訓,必須用於塑造未來。或許歷史在今日德國所扮演的最醒目角色就和這座拱門一樣,不僅闡明了對過去的看法,進而堅定不移地和耳提面命地把過去導引向前。

  ──

  若說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那是因為德國歷史本身就與眾不同的緣故。英法兩國幾百年來歷經強大中央政權的形塑之後,能夠用(或多或少)令人信服的方式,將自己的歷史呈現為單一的國家敘事。德國卻長期在政治上陷入自主邦國林立的狀態,使得那種歷史敘述變成不可能:大多數時候的德國歷史都絕對不會只是一個國家的故事。「神聖羅馬帝國」固然涵蓋著絕大多數的歐洲德語地區(參見地圖1),並且為德國歸屬感提供了一個框架,它卻難得有能力讓那許許多多共同組成帝國的政治單元體協調一致,更別說是指揮它們了。其結果為,德國歷史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彼此大異其趣,時而相互衝突的各種地方敘事結合而成。

  那種矛盾現象的最明顯例證,或許就是腓特烈大帝這號人物,1十八世紀中葉的普魯士國王。若在其他國家的話,他的軍事成就一定能夠確保其民族英雄地位。然而腓特烈的勝利,尤其他所征服的大部分土地,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他德意志邦國的損失為代價。他在柏林是一位英雄,在德勒斯登2卻是個惡棍。「七年戰爭」期間(1756-1763),普魯士徹底擊潰了薩克森;一七六年的時候,腓特烈的部隊更給薩克森首都帶來巨大損害。貝爾納多.貝洛托(Bernardo Bellotto)描繪巴洛克時代德勒斯登的畫作裡,除了呈現出那座歐洲美麗的城市(參見第18章),也記錄了市內「聖十字教堂」被腓特烈的砲擊夷為廢墟後的慘狀。

  身為「七年戰爭」時期對抗法國的主要盟友,腓特烈大帝在英國既聲名大噪又備受推崇:伍斯特(Worcester)瓷器廠曾經製作一整個系列的產品來向他致敬,遲至一九一四年的時候,英國各地仍有一些酒館大剌剌地叫做「普魯士國王」(The King of Prussia)。德國各地卻不可能形成對腓特烈大帝的一致觀點:例如不出所料的是,德勒斯登從未以瓷器向腓特烈致敬,而且沒有任何薩克森的客棧是以他來命名。

  在慕尼黑「勝利門」的背後也存在著類似矛盾。它被精心奉獻給「巴伐利亞軍隊」,卻避開了一件令人難堪的事情:那支軍隊在「拿破崙戰爭」的大多數時候,是跟法軍並肩攻打其他的德意志邦國。「勝利門」因而是一座具有雙重模糊性的紀念建築,它不僅是一個沒有凱旋的凱旋門,以記錄勝利的方式同樣記錄了失敗,而且更顯露出一個尷尬的事實,那就是敵人很容易就從外國人變成德國人。

  德國的歷史是如此支離破碎,因而不可避免地既多彩多姿又令人困惑。儘管人們對共同歸屬的大家庭有著強烈的意識,可是直到德國在一八七一年獲得統一為止,對共同的目標卻只有過一種閃爍不定的感覺。但即便如此,德國人的作為與經歷仍然大量帶來了廣泛共享的記憶:本書的目的便在於喚起其中的一些,並且對之進行探討。但本書並不打算(同時也不可能)在任何意義上成為一部關於德國歷史的著作,而是嘗試藉由各種物品、建築、人物和地點,來探究一些建構了現代德國民族身分的因素。時間最早的探究對象是來自一四五年代的《古騰堡聖經》,那或許是德國對世界歷史進程發揮決定性影響的第一個時刻──事實上,那更為所有的現代歐洲文化奠定了重要基礎。為時最晚的探究對象則是最近被整修得煥然一新的「Reichstag──德國國會大廈。

  記憶的形成永無止境,而我設法挑選出來的對象是,那些在我看來特別強而有力、可被大多數德國人共享的記憶,尤其是那些對非德國人來說或許比較陌生的事項。

  瑞士人和奧地利人當然也共享了其中的許多記憶,不過本書所探討的是二十五年前應運而生的那個德國,以及今日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記憶。瑞士很早便開始在政治上脫離了德國的其餘部分;它在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保持中立,更使得它具有一種極不相同的過去。奧地利的故事固然更緊密地與鄰居德國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在許多關鍵因素方面卻有所不同。奧地利不曾遭到宗教改革永遠的撕裂;它針對拿破崙入侵所做出的反應並非強調民族獨特性,反而是努力鞏固哈布斯堡家族歷代祖傳的領地;況且它未曾經歷過冷戰時代的國家長期分裂,以及從此在德國的故事中所發生的一切,尤其奧地利沒有像現代德國那般痛定思痛,嚴厲而真誠地公開檢討自己在納粹帝國時代的記憶與責任。一本同時也涵蓋了奧地利記憶的書籍,將會變得非常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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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主要國家都設法建構一套解讀本國歷史的方式,以便讓他們篤定而充滿信心地立足於自己當前在世界上所處的位置。美國極力強調「山上的城」(City upon a hill)這種自我觀點,於是很早便認定了自己的「昭昭天命」(Manifest Destiny)。英國和法國則分別以不同的方式,把自己的政治演進過程看成是全世界的典範,並且透過帝國主義擴張行動慷慨地與他人共同分享。俾斯麥在一八七一年將四分五裂的邦國鍛造成德意志帝國,接著使得它成為歐陸首屈一指的工業與經濟強權之後,德國說不定也會有辦法炮製出某種類似的國家神話。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敗績、威瑪共和國的崩潰,以及「第三帝國」的謀殺罪行,已經使得此類具有一致連貫性的論述變成不可能。德國學者們徒勞無功地想把一塊拼圖的不同部分組合在一起,但沒有人能夠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把十八、十九世紀德國在思想上和文化上的偉大成就與納粹的道德淪喪連接起來,拼湊出一個可讓人理解的圖像。就深層意義而言,這種歷史已經滿目瘡痍到了無法修復的地步,以致必須不斷地重新審視──此種構想已被格奧爾格.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那一面破爛不堪、混亂倒置的國旗,強而有力地加以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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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德意志各個地區和各個邦國的遭遇再怎麼分歧,其民族記憶當中都銘刻著四大創傷。

  首先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每一個德意志邦國都經歷過它,而且來自每一個主要歐洲大國的軍隊都曾經在德境作戰。它對平民百姓和民生經濟造成了嚴重摧殘。當各方軍隊在國境內縱橫穿梭的時候,便不斷傳播著恐怖和災難。雅克.卡洛(Jacques Callot)曾經刻畫出來,一支恣意劫掠的部隊抵達之後,如何給洛林的鄉間百姓帶來殘酷衝擊(當時洛林還是神聖羅馬帝國的一部分)。德國全境都出現過類似的可怕遭遇,並且讓人永遠難以忘懷。一般普遍認為,那場戰爭所產生的經濟後果甚至直到十九世紀都還清晰可辨。一九四五年五月初的時候,希特勒的繼任者鄧尼茨海軍上將(Admiral Dönitz)命令德國武裝部隊停止戰鬥。阿爾伯特.施佩爾(Albert Speer),希特勒的建築師和軍備部長,曾針對投降的決定做出解釋如下:

   德國迄今所承受的破壞,只有三十年戰爭才能夠相提並論。絕不可以讓飢餓和困頓對我國百姓造成的人命損失,達到那個時代的規模。

  歐洲在一七九二年爆發了戰爭,導致法國革命軍入侵萊茵蘭,占領德國西部的大片地區。包括美因茲、阿亨3和科隆在內的許多歷史名城相繼被併入法國,於將近二十年的時間內一直成為法蘭西的城市。一八六年時,拿破崙在「耶拿」與「奧爾施泰特」兩場戰役中擊潰普魯士軍隊後,勝利地進入柏林市。到了一八一二年,法國人實際上已經占據萊茵蘭至俄羅斯之間的整個德國。德意志的土地上已不復存在任何有效的軍事抵抗力量。每一個主要的德國統治者都被迫派兵參加法國攻打俄羅斯的行動。那種丟臉的事情令人刻骨銘心,最後卻激起全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來定義自己,進而團結一致挺身反抗侵略者。一八六年的奇恥大辱所帶來的記憶,已經烙印到所有德國人的意識當中,而且此事不斷延續到十九世紀末,甚至還遠超於此。

  四大創傷當中最具破壞性和最為棘手的一個,則是「第三帝國」。此處兒童人像剪貼畫中的「希特勒檢閱納粹褐衫隊」便體現出,納粹政權對德國社會每個方面的滲透和汙染已經到了何種地步。「第三帝國」在德國境內和歐洲各地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以及幾乎每個德國家庭皆有成員涉入此類罪行一事,都屬於廣泛共享的記憶(在許多情況下是共同的沉默),直到今天依舊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仍然讓人久久無法釋懷。德國百姓付出的可怕代價、逃難和在東方遭到驅逐,以及諸如漢堡和德勒斯登之類城市所受的摧殘(參見第27章),則是「第三帝國」留給幾乎所有德國人的第二種記憶。

  納粹侵略行動所帶來的最終結果,就是德國全境遭到四個同盟國入侵和占領,繼而長年分裂成西方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東方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那導致東德繼續接受了四十年的獨裁統治和高壓迫害。兩德分裂所產生的人力成本(這體現於那些拼死試圖穿越柏林圍牆而失去自己生命的人們),迄今仍在評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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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柏林圍牆倒塌以來,已經過了二十五個年頭,一個新的德國也已誕生了將近二十五年。德國人在此期間內做出巨大的努力,明確而勇敢地對自己國家的歷史進行省思。德國的重新統一,與一種目光更加清晰的歷史調查齊頭並進,探究了許多德國百姓涉入那些罪行的程度,長久以來這些罪行只被歸咎給「納粹」。在重新建設柏林的同時,也有意識地設法將一些最痛苦的記憶公諸於世,其中極為突出的一個例子就是用於悼念歐洲被殺害猶太人的「浩劫紀念碑」。4就此而言,我們也可以表示:德國的紀念碑截然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紀念碑。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別的國家會在自己首都的心臟地帶為自己的恥辱樹立紀念碑。正如同慕尼黑的「勝利門」,那些努力的目的不只是為了要記住過去,同時也是(或許更重要的是)為了要確保將來會變得不一樣。就像傑出的政治評論家米夏埃爾.施圖爾默(Michael Stürmer)所指出的:「在德國,歷史長久以來的目的就是為了確保歷史永遠不會重演。」

  接下來兩頁的照片,呈現出今日柏林市中心的三大紀念建築物。在右側中景的部分是布蘭登堡門,我第一章的主題。它的後面是德國國會大廈,我最後一章的主題。前景部分則是「浩劫紀念碑」,用於追憶在本書稍後幾個章節所討論的那些事件。這三座紀念建築物及其共同蘊含的意義,多方面傳達出現代德國做出的獨特嘗試,來坦然面對自己的歷史傳承,以及自己既複雜萬分又變化多端的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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